剛於上周落幕的中共17屆三中全會，針對中國未來農業發展做出政策性宣示，進而於日前正式發布「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而這份被喻為「新土改」的文件，預期也將成為中共解決「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並進一步發展內需的綱領性文件。
姑且不談中共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即已吹噓從30年前的11屆三中全會做出改革開放的決策宣告後，每五年輪到的歷屆三中全會都會對改革開放的深化發展做出具指標性的重大決策，單從中共本屆三中全會所出爐的這份「新土改」文件，破天荒地打破中共建政以來所高懸的土地國有不容私有化及買賣轉讓的政策神主牌，正式允許土地承包的「流轉」。這樣的政策鬆綁，其實不只是為了解決棘手的「三農」問題，後續效應更將帶動中國內需市場的築底、擴大。身處台灣，不只要隔岸觀變，更應密切關注這項政策變通所可能帶來的契機，進而掌握變通所帶來的機遇。
檢視中共這份「新土改」文件，強調為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按照依法自願及有償原則，特允許農民於轉包、承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而眾所周知，中共之所以用「流轉」代替「買賣」一詞，主要是在避免招致左派的攻擊，論其本質，根本就是正式承認農地私有及允許農民有償買賣農地。
一旦打破土地國有化不容私有買賣的禁制後，立即的影響將是促成農地耕種面積的有效擴大，從而有利於發展規模農業經濟，進而提升農業的平均生產力，間接的則是使得農村所得改善，讓內需市場的規模放大。而這一點，在當前全世界都面臨金融海嘯強襲下，尤具戰略價值，可望使得倚賴出口維持經濟成長動能的中國，因為內需市場的強化，而減少國際金融、經濟風暴衝擊所帶來的影響。
當然，經由「新土改」，也許可以一定程度解決農業生產力不足、農村經濟凋敝的問題，但是農業生產規模化，卻可能惡化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問題。針對於此，「新土改」文件也同時宣告將放寬農民工在中小城市落戶的條件，讓在城鎮穩定就業居住的農民可以有序的轉換身份為城鎮居民。
綜觀中共的這項政策轉變，其重要性及影響其實不會小於允許農地可以自由買賣，因為這代表了中國的社會流動將會加快，一方面固然可以化解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另方面等於也為發展城市建設提供充裕的勞力。而當然，如果離農人力未能有效轉化，也可能惡化為城鎮遊民，成為社會治安的不確定因素。
綜觀中共這一次發布「新土改」文件，固然是著眼於要解決「三農」問題，而對台灣而言，類似的經驗其實並不陌生。台灣同樣也曾有農業生產力不足、農村勞力過剩以及農村經濟相對落後的所謂「三農」問題。但大體上台灣經由摸索，一定程度已經解決這些問題，台灣當前的問題反而是內需市場太小，難以發揮規模經濟的效應。同時又因承受國際金融、經濟風暴衝擊，使本土經濟情勢陷入困局。就這個角度來看，中共的「新土改」政策出爐，意謂著中國將更進一步的融入國際市場經濟體系，而我們也注意到中共國台辦在三中全會正式通過決議的第一時間，就透過記者會，公開宣告歡迎台資企業可以參與投資農業項目。
不論是提高農業生產力、推廣經濟性農作，甚或發展精緻農業，台灣經驗在大陸顯然不乏施展空間。甚至於大陸農村多餘人力流轉到城鎮，如何透過教育、訓練使這些農民工可以在城鎮適存發展，台灣同樣擁有豐富的經驗，可以扮演關鍵樞鈕的角色。我們從不懷疑精明的台商已經注意到這個新契機，我們只是要提醒行政當局，也應注意掌握這樣的新契機，讓一籌莫展的台灣經濟找到新出路，繼續扮演兩岸分工體系中的關鍵角色。
